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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的较量>23年后,中国学生依然在夏令营中输给了日本学生

信息来源:道之远拓展 发布时间:2016-10-17 浏览:259次




23年前,一篇名为《夏令营中的较量》的报道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1992年夏天,一群中日少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举办夏令营。活动中,中国学生在生活能力、意志品质等方面的表现与日本学生相比存着显著的差距。《夏令营中的较量》引起“中国孩子在世界上是否具备竞争力”的忧思,引发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体制的全面反思,教育部门做出了进一步把素质教育作为主体教育思想,在中小学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无独有偶。在这场“中日学生夏令营中的较量”过去23年后的2015年10月,100多名15岁左右的“90后”“00后”中国学生,到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一家著名的国际私校进行海外学习,恰逢一批日本同龄学生也在该校进行同类活动,中日中学生再次相遇。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次的“较量”中,中国学生在吃苦耐劳、日常行为习惯等方面依然逊色于日本学生。


这个结果实在令人唏嘘。如果说,第一次“较量”折射出中国的教育体制之痛,从而催化了中国教育制度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改革,那么对于第二次“较量”,谁又应该承担责任?中国教育改革的20多年进程是否依然有所欠缺?


千秋伟业,教育为先。《家庭》杂志记者历时数月,采访了经历两次“较量”的老师、学生、家长,以及诸多教育工作者,试图揭开现今中国教育依旧存在的顽疾,为读者能更好地教育孩子提供一剂良方。


资深教师的惊讶:23年后,中国学生依然逊色于日本学生?


中日孩子在第三国再次PK


“不懂事”的中国孩子


沈敏静老师或许不会想到,她写的一篇文章会在ULC广州校区学生中引起一片哗然。


沈敏静是剑桥中国教学联盟南方区主席,负责管理集团下属的ULC广州校区、武汉光谷剑桥国际高中等几所学校。ULC广州校区坐落于广州市南沙区,这所成立于2004年的国际学校非常注重国际理解教育,课程里有一个惯例:每年安排一批学生到海外的友好兄弟学校进行为期6~8周的生活和学习。


该校副校长常燕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在她看来,组织学生去海外拉练,其目的有三:一是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二是增强学生的沟通能力,三是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自理能力。


2015年10月,该校122名15岁左右的九年级学生由学校统一组织,远赴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一所顶级私立学校——约翰·保罗国际学校进行该年度的海外学习和生活。非常巧合的是,就在ULC广州校区的学生到达约翰·保罗国际学校不久,一群日本同龄孩子也出现在该校校园。原来,该校在成为ULC广州校区最近3年的兄弟学校联盟的同时,也是日本高中学生海外学习的传统基地。ULC广州校区外展部副主任魏力是本次活动的带队老师,这位年轻的“80后”海归不由自主地拿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进行了一番比较。让他惊讶的是,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在诸多方面差距明显,甚至,中国学生的很多表现让澳方的老师和家长“看不顺眼”。


在公共场所,中国学生说话很大声,有时甚至突然间提高自己的声音分贝;日本学生没有活动时会安静地看书,但中国学生不是看电脑就是玩手机,或者大声讲话;日本学生不管见了日本、中国还是澳大利亚的老师都会主动鞠躬打招呼,而中国学生一般是等老师向他们打招呼,自己很少主动问候老师;还有一些学生会尽量装作没看见老师,理由是“每天见面都打招呼,多烦哪”。


在锻炼学生生存能力和冒险精神的野外活动中,日本学生无一例外地全部参加了包括野营、高空攀登在内的所有项目,中国学生的表现则有些令人汗颜:几名男生被高空攀登项目吓住了,申请不参加。澳方老师坚决不批准:“男孩们难道不需要这样的锻炼吗?”在中方老师的反复鼓励下,不少有“恐高症”的学生倒是参加了,虽然项目结束时确实有人脸色发白。但仍有个别学生是全副武装地当观众,就是不参加这个活动。


一名中国女生正处于生理期,看得出来非常难受,但澳方老师拒绝了她不参加野营的申请,原因是:为什么上课不请假,野营就请假?他们完全不理解中国学生不愿意缺课的“优秀”传统。于是,这名女生在中方老师的同情理解兼鼓励下,含着眼泪坐在现场的树荫下,算是全程观看了野营活动。


几名中国男生在玩耍中把一名男同学的上衣脱了,并拍了一段视频。澳方主管对此非常震惊,忙和这几名学生分别进行谈话,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如果再严重一些,就有可能会犯法坐牢。这几名学生一脸的不服:打闹玩耍而已,要不要这么上纲上线?他们可能不知道,澳大利亚对群体欺负一名同伴的行为是零容忍。


一名中国学生认为野外露营没意思,私自离队。学校出动几个老师,花了两小时才在山里找到他。为此,校方对他进行处罚,不允许他参加黄金海岸的游玩活动,由澳方主管陪同待在学校。这名学生异常激动地抗议:“凭什么?”老师告诉他:“就凭你违规了。”学生极力争辩:“我第一次犯规,难道不能人性化地原谅一次吗?”“规定就是规定,犯错就要承担后果。”


这次海外学习,无论中国学生还是日本学生都住在澳大利亚当地人家里。每个寄宿家庭都有明确的“家规”,但有不少“家规”很难被中国学生理解,于是就有了学生和房东间的各种吐槽:


——10分钟必须洗完澡?这连洗头的时间都不够啊!(澳方房东:澳大利亚缺乏淡水资源,从海水提取淡水成本很高,节约能源很重要。)


——我吃不饱啊!(澳方房东:吃不饱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的住家好变态,每天晚上10点半就要我睡觉,还把网线断掉。(澳方房东:他们花太多时间在网上,以至于不能保证良好的休息。我们只能用断网的方式来强迫他们休息。)


——晚上睡觉后,手机不可以带进卧室,一定要放在客厅桌子上。(澳方房东:他们答应的事情总做不到,我们只能这样来确保他们的睡眠。)


——我把食物拿进睡房,又不吃,为什么不行?(澳方房东:说了不要在睡房吃东西,为什么不遵守?)


在澳方房东看来,这些中国孩子是被宠坏了,完全不懂得基本的生活常识,他们不会用工具不会叠床,上厕所把马桶搞脏了不会擦干净。这些孩子家庭富裕,把住家房东当做保姆、司机、清洁工。中方孩子认为住家房东就应该提供酒店式服务,而对他们的付出则缺乏感谢的意识。


魏力老师观察到,很多中国学生不想融入澳大利亚当地的家庭生活,用餐结束后只想回到自己的房间看手机或者玩电脑。当澳方房东将这些意见反馈给中国学生,他们也很困惑:我们付了钱,难道不应该享受服务吗?我们难道没有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吗?


“不像话”的中国家长


更让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的老师都惊讶的是,一些中国家长在这次活动中的表现也让人很无语。一名中国女生脸上长了痘痘,拍了照片给家长,本意是想问问怎么办。谁知她妈妈看后马上急了:这不是老吃垃圾食品造成的吗?马上换住家!女生顿时无语:以后再也不和妈妈说事了。


一名家长连夜数次打来电话,为孩子转住家的事情着急上火。中方老师再三安慰,有这么多的老师,还有外方的主管负责沟通,事情总会得到解决的。而这名家长的担心是:孩子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如果身体变差了,精神负担重了,心理上会不会有阴影?


“你们如果不喜欢这个住家,就要提出更换。”“你们在那里就当在自己家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在家长的如此教育下,中国学生出现问题不是先去考虑如何解决,而是换住家。


前文所述的那名中国学生因私自离开营队而受到惩罚,他的家长不干了:外国人怎么能对中国的孩子指手画脚?大有“为了民族尊严坚决抗争”的意味。


老师们还发现:所有日本家长都让孩子给寄宿家庭带去了他们的感谢信,英语不好的也都写上日文,让孩子代为翻译;中国的家长都会让孩子带去礼物,但没有一个家长在打电话给孩子时向澳方房东表示过一点问候。


在向多名老师、学生了解了孩子们在澳大利亚的表现后,中国学生的表现引起了沈敏静老师的深思。沈敏静是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从事教育工作30余载,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的表现让她想起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1992年夏天,一群中日少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举办夏令营,结果中国学生在生活能力、意志品质等方面的表现远远逊色于日本学生。著名教育专家孙云晓据此撰写了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引起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乡村老师的大讨论。弹指一挥间,23年过去了,如果将中日学生本次在澳大利亚的表现也看作一场“较量”,中国学生是不是又输了?中国家长在这出新一轮的“较量”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沈敏静据此撰写了《中日学生在澳洲的PK,结果是……》一文,发表在她的个人微信公众号“沈思教育”上。让她没想到的是,一些同学竟留言表示“抗议”,这些“抗议”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这篇文章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所举的例子是道听途说而来,用个别同学来说事,而忽略了大家更多的优秀表现;二、用日本学生进行对比,然后说明大家的不好,这是在“自黑”,日本学生表现不好的地方为什么不说?何况既然PK,就应该是全方位的;三、担心“我们学校学生的形象都丢光了”,担心“新生都不想去了”,其实“我们没有你写的这么差”;四、认为沈老师发表该文的目的是为了阅读量和转发量,应该被鄙视……


沈敏静据此专门撰文回复同学们:“我知道你们在澳大利亚有各种优秀的表现,但因为这是一个过程,我希望把它的变化呈现出来。写你们的不足并不是要‘往死黑’你们,而是相信你们的成长……而且,我或许不大同意你们表达的观点,但绝对捍卫你们说话的权利。”


沈敏静同时引用澳大利亚住家的调查数据给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参与调查的25个澳大利亚住家,在一分到五分的评分中,有4个家庭在被问到是否愿意再接待中国学生时,分别给出了零分和一分,有18个家庭的答案是“四分和五分”,但所有的家庭都表示愿意接受日本学生;有9个家庭给中国学生“房间和卫生间的保持整洁度”一栏打了一分,同时也有9个家庭给出了四分……


另外,澳大利亚学校表示:中国学生更换住家的百分比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在沈敏静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比值。


沈敏静经历过当年《夏令营中的较量》大讨论,她一直笃信“问题孩子后面总是站着问题家长”。那么,在新世纪已走过10多年的今天,物质条件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孩子身上还存在哪些毛病?家长在陪伴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是否依旧有错位和不足之处?



除了PK,也有开心的时刻

素质教育,应该是家庭和学校相互促成的结果,缺一不可。相比较而言,家庭教育甚至比学校教育更重要。


两种爱心,两种命运


《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发表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23年,让该文作者、著名教育科学研究专家孙云晓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一直让他处于各种非议之中:有人评价他“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甚至有人说“《夏令营中的较量》是一个忽悠了中国人多年的谎言”。


孙云晓对此一笑而过。他当时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唤起国人对中国教育的反思,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如果教育方向错了将会制造灾难。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学会做人,因此,教育是人的解放,绝非人的枷锁。


孙云晓至今还记得20多年前他采访首届中日夏令营时的一个细节,他问一个13岁的北京男孩:“为什么野炊时中国孩子不如日本孩子能干?”北京男孩用两个字一针见血地回答他:“遗传!”他告诉孙云晓,爸爸妈妈为了让他进所好学校而让他住姥姥家,姥姥有三不准:不准他动刀,不准他动电,不准他动火。北京男孩说:“我长到13岁,连火柴都很少划,家炊都不会,哪里会野炊?不是我们不想干,而是不会干,不会干的事情怎么比得过人家?”



2016年4月,当年撰写《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的作者孙云晓(右)、编辑陈锐军(左)与时任《中国教育报》总编辑俞家庆再聚北京

2000年8月,1992年那场中日夏令营“较量”过去8年后,孙云晓带着在北京月坛中学读高二的女儿参加了一次在日本举行的中日青少年登山探险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孙云晓依然发现了中日青少年之间的一些差距:登山前,日本孩子准备充分,中国孩子缺东少西;休息时,日本孩子悄然入睡,中国孩子亢奋嬉闹;登山途中,日本孩子默默不语、埋头走路,中国孩子引吭高歌、高谈阔论;日本孩子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中国孩子却总想休息……


几天后,中日教师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孙云晓提出了两个问题:一、组织中小学生登山探险是有危险的活动,日本的父母是否普遍支持?日本的老师是否普遍敢于组织?二、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学生父母会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发生意外事故如何处理?


孙云晓的提问让在座的日本教师莫名其妙,他们告诉孙云晓,他们不认为登山是危险活动,登山是登上人生旅途的意思,家长普遍支持,教师普遍敢组织。对于孙云晓提起的中国父母把学校、老师告上法庭的事,他们感到不可理喻。在他们看来,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日本人会认为是自己给集体添了麻烦,应当由个人负责,严重伤害靠保险解决,一般不会追究组织者责任。


那次在日本,孙云晓和女儿住在横滨市一户当地人家里。一天早晨,孙云晓从电视上看到一条新闻:由于暴雨造成山洪暴发,7个正在参加夏令营的孩子被冲走了,其中一个已经死亡。孙云晓问女主人原田知美子:“发生了这样的事,谁来承担责任?”这名大学毕业的日本母亲一脸疑惑地看着孙云晓,回答道:“这是自然灾害呀。”


在孙云晓看来,中日两国国民对待孩子教育的态度差异,或许才是两个民族之间的真正差异。一个让孩子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让孩子置于蜜罐而后苦,两种爱心制造的或许是两种命运。教育是爱的事业,但是爱心既可能造就未来,也能葬送未来,一些中国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孕育孩子的悲剧未来,正在用自己的奋斗去摧毁自己的目标。


近11年来,孙云晓和他的同事专门针对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进行连续的研究调查,结果发现,中国高中生的确比日本高中生更有自信、更有理想,学习也更努力。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中国人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而日本、韩国人对未来的信心和理想方面就会差一点。另外,中国学生的学习能力是最强的。但从整体素质看,或者说从目前来看,还是日本学生的素质高一点。日本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比较强,野外生存能力也比中国学生强。另外,日本学生懂得不给别人添麻烦,他们在自立、自律、责任感等方面比中国学生要好。


我国学生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身体素质差,因病或伤请假的比例最高。这与社会上长期强调学业成绩,无形中剥夺了学生体育锻炼的机会有很大关系。此外,中国学生多受到父母的溺爱、娇惯,导致不少人都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相比较中国学生,日本学生的学习压力是最轻的。因为日本学校不会以分数为基本评判标准,而是注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日本学生平时作业很少,社会公益活动却比较多,还有各种发展兴趣爱好的俱乐部。